千年前，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瘟疫出现了，其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三国混战，曹操诗里“白骨露于野”的凄惨状况，正是东汉末年伤寒大流行的真实映照。这场灾难持续了数十年，不但夺走了千万生命，还彻底重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信仰、政治跟文学走向。
百年前瘟疫肆虐的惨烈景象
东汉桓帝永寿年间，有着 5650 万人口，然而到晋武帝太康元年时，却只剩下 1600 余万了，这百余年间，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三。其中，中原地区的损失是最为惨重的，到三国末年时，人口仅仅仅剩汉代的十分之一，就连洛阳城，一度也有半数居民被那无情的瘟疫夺取了生命。
公元217年，发生了大瘟疫，“建安七子”当中的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4个人于同一时期染病，之后去世。曹丕在后来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忆，说道“一时俱逝，痛可言邪”，文人雅士的情况都是这样，普通百姓更是遭遇了家破人亡之事，曹植描述为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”。
伤寒病症的恐怖与无知
那时，人们将这种瘟疫集中称作“伤寒”，其主要症状为突然高热致使气喘而亡，患者身上常常会出現让人望而生畏的血斑淤块。此疾病借助马牛羊等动物当作病毒宿主来传播，传染性极为强烈，发病迅速、来势凶猛、死亡率极高。
医圣张仲景于《伤寒论》里回想，自身原本两百余人的大家族，在不到十年的时段内，竟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离世，当中死于伤寒的占据七成。面对这般恐怖的瘟疫，那时的人们毫无办法，唯有绝望地等候死亡来临。
战争与瘟疫的双重绞杀
晋代之时的历史学家裴松之明确指出，那场瘟疫，“自中原陷入极为酷烈的混乱开始，一直延续至建安时期，在这数十年间百姓几乎死尽”。晋咸宁元年十二月，洛阳这个地方又一次爆发大规模瘟疫，《晋书》上面记载着“就在这个月突然发生大瘟疫，洛阳死去的人超过半数”，由此能够看出瘟疫的酷烈程度远远超过战争自身的程度。
三国那个时期，有着确切记载的瘟疫次数超过22次，连年不断的征战，与瘟疫的流行，二者相互叠加在一起，从而造成了“铠甲生虮虱，百姓以死亡”这般凄惨的状况。曹操诗里所说的“生民百遗一”，绝对不是夸张的表述，而是当时人口急剧减少的真实反映。
赤壁之战被改写的历史
建安十三年，曹操带领二十多万大军往南进发，然而在赤壁之战期间突然遭遇瘟疫侵袭。《三国志》有记载，称“当时又发生疾疫，北方军队很多人死去，曹公带领军队返回”，如果不是这次猝不及防的瘟疫，三国鼎立的格局极有可能被改变。
处在劣势的北方士兵，并不熟悉水战，瘟疫的发生，让曹军战斗力急速降低。历史学家推断，要是当时没有瘟疫的干扰，曹操极有可能一下子统一南方，接下来长达七十多年的分裂状况，也许压根不会产生。
文学风气的根本转变
两汉时期，人们谈论的主要内容是经学以及政治伦理，然而，在瘟疫发生过后，那些文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方面。王桀在《七哀》诗当中写下了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”这样的语句，就连曹操也发出了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的感慨。
充满慨叹人生苦短以及生死无常的悲怆气氛的文学作品，其这种空旷虚玄的风格成为魏晋文学的标志 ，人们从关注外部世界转而投向内心感悟，这直接催生了此后数百年的玄学兴盛。
宗教信仰与社会变革
死亡威胁突然来临，民间忧心恐惧心理快速蔓延，没有办法的人们转向神怪仙人寻求帮助，公元184年，张角三兄弟趁着大疫流行，用符水咒语给人治病，短短十多年间聚集了数十万的民众，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。
黄巾起义过去三十七年之后，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得以形成，这场持续了数十年时间的大瘟疫，不仅对民众的信仰世界产生了改变，更借助引发社会动乱这一情况，将中国的政治版图进行了彻底改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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